主要观点
2025年4月2日美国特朗普总统所发动的全球关税震荡，颠覆了1945年二战之后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给全球供给、需求体系带来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有必要迅速出台宏观刺激政策，大幅增加宏观需求，对冲全球关税震荡。同时，在供给段，能源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生产要素，能源绿色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近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共同撰写文章《全面加速能源绿色转型、促进经济强劲增长》。
文章建议，从今年起，每年在新能源和交通领域增加约3万亿元的投资，这将额外增加4.5万亿元的产值，从而拉动GDP增长3%，并形成持续的经济推动力。3万亿元的投资将增加在新能源和交通价值链各个部分的需求端，确保拉升价值链各个部分的需求，从而解决新能源和交通领域短期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的问题。由此推算，全面加速绿色转型这一政策，将直接推动GDP增长3%。无论世界风云变化，只要政策措施得当，中国2025年GDP增长5%的目标将能够完成。按照这样的政策，绿色转型将全面加速，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提升，我们原定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也将提前大约20年实现。
文章分析了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培育主导产业作为新增长极的核心作用，探讨了能源绿色转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主引擎的潜力，以及综合施策加速能源绿色转型的政策设计，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文章认为，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实现强劲增长的关键在于找到新的主导产业，并通过这些主导产业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大国竞争最核心的领域集中在技术、产业和金融三个方面。而大国竞争的本质，实际上是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只有中国占据足够的世界市场份额，才能在这一轮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破解大国竞争冲突的根本对策。
本文近日于《清华金融评论》刊发。本篇推送转发文章原文，欢迎大家交流讨论。
摘要：能源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生产要素，能源绿色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本文深入探讨了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培育主导产业作为新增长极的核心作用，回顾了历史上五次经济下行期中国通过寻找主导产业实现经济复苏的方案，包括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造业发展、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促进房地产增长、2008年“四万亿”计划助力“铁公基”发展、2015年“棚户区改造”推动房地产再次繁荣以及2020年财政货币政策宽松促进“新基建”发展，构建了“主导产业驱动型”复苏范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聚焦新冠疫情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期，分析当前复苏乏力有效需求不足的表征，揭示缺乏主导产业的深层症结，以及由此导致的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政策重心不明朗的问题。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对此，本文提出了能源绿色转型作为第六轮主导产业定位的构想，并从周期匹配性、技术经济性及市场内生性等维度构建可行性论证框架。最后，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能源绿色转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以及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主引擎的潜力，以及综合施策加速能源绿色转型的政策设计，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关键词：产业政策、能源绿色转型、经济主导产业、有效需求不足、财政货币协同
图书馆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一、发掘经济主导产业是重回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1.1 历史上五次经济下行期的中国方案：寻找主导产业
1992年，中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当时，国内面临高通胀压力，同时“东苏巨变”导致国际经济深度衰退，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政府审时度势，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确立了制造业作为经济主导产业，成功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当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850亿美元，同比增加18.2%；年末民营企业年末民营企业数量净增14万户，同比增幅达14.1%，推动GDP实现了12.8%的增速，其中第二产业增长20.5%。
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成为促进房地产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当时，泰铢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资本外流，制造业出口下滑，经济增长乏力。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当局果断决策，增发6600亿国债，推动住房、教育体制改革，确立了以房地产作为经济主导产业。当年，房地产投资达到3.61亿元，同比增长13.7%；固定资产投资2.86万亿元，同比增加14.1%，最终实现7.8%的GDP增速，有力稳定了中国经济。
2008年，“四万亿”计划推动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当时，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经济引擎失效的困境。国务院主导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确立了以“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主导产业，其中，铁路投资增长88.6%，推动GDP实现7.8%的增速，对中国经济企稳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5年，“棚户区改造”成为推动房地产再次繁荣的重要举措。当时，美元加息周期引起全球资本回流，汇率贬值压力陡增。中国人民银行退出抵押补充贷款专项工具，支持棚户区改造工程，再次以房地产业为经济火车头，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0%，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6.5%，实现6.9%的GDP增速。
2020年，财政货币政策宽松促进了“新基建”的发展，拉动了经济复苏。新冠疫情冲击国际贸易，财政货币协同发力，着力“六稳”、“六保”，当年实现2.3%的GDP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
综上所述，在历史上五次经济下行期，中国政府均精准施策，着力发掘主导产业，充分发挥其经济火车头作用，为稳定经济作出突出贡献。这些实践充分证明，确立合适的主导产业对于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本次经济下行期的特点：缺乏主导产业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供需传导失衡，GDP平减指数连续7个季度为负，PPI长期处于通缩区间；二是消费需求疲软，社零总额增长缓慢，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5%；三是投资需求低迷，房地产投资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乏力；四是出口需求前景黯淡，特朗普上台以来，对中国频繁增加关税，导致出口承压。这些因素相互叠加，致使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
与历次经济下行期相比，本轮经济下行期的显著特征在于缺乏经济主导产业。具体表现为：一是传统动能衰减，房地产、低端制造业持续放缓，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普遍出现以价换量的现象；二是新动能尚未形成，尽管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但占比较低，难以弥补传统动能衰减带来的缺口；三是产业转型承压，全球产业链重构迫使国内产业升级，但新兴领域尚未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效应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1.3 当前经济政策综述：未来可期
近期，中央政府多措并举，全力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具体而言，政策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赤字率拟上调至4.0%左右，计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达到6.5万亿元；同时，继续发行1.5万亿至2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下达1万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两新”领域的发展。二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设科技创新再贷款5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3000亿元，并实施定向支持措施，预计2025年全年将降准超过150个基点，降息超过30个基点。三是“强化民营经济地位”，通过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秉持包容审慎原则，采用柔性执法方式，加快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进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四是“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目标列为2025年核心任务。绿色转型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更是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远谋划。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减少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比重，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同时，加强科技创新，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
二、下一个经济主导产业：能源绿色转型
2.1 政策时机恰到好处：设备周期和行业周期看能源绿色转型“蓄势待发”
能源系统的代际更替正迎来设备周期与行业周期双重叠加的战略机遇期。能源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步进入大规模更新替代阶段：从设备周期的角度来看，能源供给侧的煤电机组设计使用年限为30年，而目前的平均使用年限已接近15年。预计未来10年内，约有1亿千瓦产能的煤电机组将面临退役；未来20年内，这一数字将超过5.5亿千瓦。到2030年，退役火电机组的规模预计在165吉瓦到220吉瓦之间，相应的，用于替代这些设备的光伏、风电和储能设备的需求将显著增加。具体而言，风电和光伏的装机目标分别为600吉瓦，到2030年，新增的光伏和风电设备的年均需求预计为50-60吉瓦。从能源需求侧来看，钢铁行业的高炉设备设计使用寿命为20年，目前的平均使用寿命已达16年，预计到2025年，约30%的高炉设备将需要退役。到2030年，中国钢铁行业的电炉冶炼和低碳钢铁生产设备将逐渐成为主流，部分传统的高炉和转炉将逐步退役，并被电炉冶炼设备所替代。此外，窑炉设备的设计使用年限约为25年，目前的平均使用寿命已达13年，预计在2025年前，约有20-30%的窑炉设备将面临退役。到2030年，新增低碳生产设备的需求将达到2000万吨产能，大约需要100-150条新的生产线来满足这一需求。
从行业周期的角度来看，能源相关重要行业均处于新一轮周期开启阶段：光伏行业技术迭代周期大约为3至5年，目前正处于周期的底部，有望在2025年开启新一轮的成长。储能行业技术迭代周期约为5至8年，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周期底部，仍处于上升阶段，且受光伏和电动车行业的影响较大。电动车行业技术迭代周期同样为3至5年，目前正处于L型周期的底部，预计在2025年将迎来需求和产能的匹配。从设备更替刚性需求与行业周期弹性供给的双重周期共振看，可以得出结论：能源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当前的政策时机恰到好处。
2.2 技术奇点纷至沓来：绿电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成本
绿色能源技术的显著突破，为能源绿色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截至2023年底，可再生能源在我国电力供应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装机容量达到14.5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0%以上，历史性地超过了火电装机规模。2023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三分之一。其次，绿电成本的历史性下降使其在经济性上更具竞争力。截至2023年底，绿电成本已降至约0.4元/千瓦时，而煤电成本则维持在0.6元/千瓦时左右。这一成本优势不仅增强了绿电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为大规模推广绿色能源提供了经济基础。最后，碳减排技术在多个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电力、工业和交通行业作为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其碳减排技术的发展尤为关键。电力行业的清洁能源技术，如高效太阳能电池和先进风力发电机组，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煤炭发电。工业领域的短流程炼铝钢技术和水泥行业的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有效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交通领域的电动化技术，包括电动汽车和电动列车，正在改变传统的交通能源结构。这些技术的共同进步，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为提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2.3 经济拐点曙光初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企业盈利可持续
在碳中和目标的约束下，企业有望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实现盈利。首先，深化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24年末，国内累计发行了586只碳中和债券，总规模达到8，198亿元。企业通过为碳中和项目提供融资和投资机会，能够从中获取相应的回报。2024年，全国碳市场配额成交量达到1.89亿吨，成交额为181.14亿元，创下新高。自2021年7月开市以来，全国碳市场碳价呈现稳步上涨的态势，并在2024年4月突破了100元大关。企业可以通过出售碳排放配额来获取收益。其次，技术升级迫使企业改进能源效率。企业通过研发节能技术和解决方案，不仅能够降低自身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还可以通过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来获得盈利。最后，绿电成本的降低也为企业的盈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均而言，各行业的电力成本约占营业成本的10%左右，因此绿电成本的降低能够直接为企业节省成本，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
三、能源绿色转型能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3.1 柳暗花明：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破解大国竞争冲突的根本对策
经济增长始终是发展的“硬道理”。正如笔者曾指出的，经济长期增长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它不仅代表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更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实现强劲增长的关键在于找到新的主导产业，并通过这些主导产业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大国竞争最核心的领域集中在技术、产业和金融三个方面。而大国竞争的本质，实际上是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只有中国占据足够的世界市场份额，才能在这一轮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破解大国竞争冲突的根本对策。首先，经济增长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应对各种内外挑战。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实力往往是外交政策的后盾，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其次，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传统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新的产业不断涌现。只有通过不断升级产业结构，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才能提高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最后，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中国在人工智能（如DeepSeek）、量子科技、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仍面临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意识、革新创新机制，推动技术创新从“单点突破”到“全面开花”。综上所述，经济增长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根本保障。通过不断升级产业结构，提升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力，中国能够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2 力能扛鼎：能源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下一个主引擎
历史表明，能源和交通行业在现代工业体系中具有战略基础性地位。在中国，过去五年的数据显示，能源和交通行业的GDP占比约为8.3%，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房地产行业的GDP占比（约7.3%）。若考虑到相关行业的关联效应，能源和交通行业的GDP合计占比则高达16%。从过去五年的数据来看，新能源行业的投资乘数效应显著，约为1.5，即每投入1万元，可以推动1.5万元的产值。如果我们将原定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提前20年，即在2040年实现碳中和，那么每年需要在新能源和交通领域增加约3万亿元的投资，这将额外增加4.5万亿元的产值，从而拉动GDP增长3%，并形成持续的经济推动力。由此推算，全面加速绿色转型这一政策，将直接推动GDP增长3%。只要措施得当，未来15年，中国年均GDP增长5%的目标将得以轻松实现。
此外，中国在绿色转型中的实践，不仅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更可以在全球范围开辟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例如，目前非洲大多数地区的人均用电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超过一半的非洲人口无法使用电力，电力普及率仅为54.8%。中国的光伏产业在技术、产能和生产成本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贸易结构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将来自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例如，中国在马里的光伏项目预计可发电25年，利润率为228.72%，投资回收期约为6.5年。这一案例表明，中国在非洲的能源转型类投资具有高回报率和经济可行性，能够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方向，进一步证明了绿色转型投资的全球价值和潜力。
3.3 否极泰来：综合施策，全面加速能源绿色转型
2025年3月，中央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部署了“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并将其作为核心目标列于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绿色前行的方向。在此宏大的政策蓝图基础上，我们精心谋划、顺势而为，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加速能源绿色转型”的具体行动方案。这一方案，犹如一幅详尽且精准的“施工图”，它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坚定响应与有力践行，更是将宏观政策方向细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举措，旨在为我国能源领域的绿色革命提供坚实支撑，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开创绿色发展的新局面。
全面加速能源绿色转型的政策设计，核心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资金需求规模；第二，确定资金的来源渠道；第三，精准规划资金的投向。刺激政策的初步设计如下：第一、“需要多少钱”。在5%的GDP增速假设下，预测到2040年的GDP总量，并依据投资乘数效应以及能源转型类投资对GDP的3%增量拉动作用，测算出每年在绿色投资领域需投入约3万亿元。第二、“钱从哪里来”当前，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大操作空间。可以考虑增发绿色特别国债，以及增设能源绿色转型专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此综合弥补投资资金的缺口。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财政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达到5.66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6万亿元。相较于中国5%的年均GDP增速，这一安排完全处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与美国财政赤字率常年高于5%却仅能维持约2%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财政政策空间充足且更具效能。此外，截至2024年中，中国基础货币余额约为37万亿元，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为12万亿元，占比约34.90%。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三、“钱往哪里去”。笔者认为，局部过剩不代表整体过剩，短期过剩也不代表长期过剩。围绕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对需求端进行补贴，可以有效拉动整个产业链的产出，从而提升政策的整体效果。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从长期来看，政策收益必须大于政策投入资金。经过详细测算，中国年碳排放量约为20亿吨，若以均衡碳价为基础，碳税收入（每年3.3万亿）是能够覆盖政策成本（每年3万亿），从而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益。此外，若进一步考虑能源绿色转型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则综合政策收益远大于政策成本。
从制造业崛起到房地产繁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把握战略产业代际更替规律，构建政策供给与市场创新的动态适配机制，是破解增长困局、实现发展跃迁的核心密码。当下，能源绿色转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主引擎，有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花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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